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首页 微信热点头条 美女帅哥图片 交通违章查询 快递查询跟踪
2016-12-05  星期一
丙申猴  冬月初七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博客天下 2016-03-09 12:20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“癌症岛”是近年媒体对北京肿瘤医院附近一处病人租住的自建房的称谓。很多外地病人,在这里实现了“到北京一游”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文:徐雯

图:尹夕远

编辑:卜昌炯

如果不是为了看病,65岁的张贵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到北京——尽管这是他心中一直以来的梦想之地。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▷病人围绕肿瘤医院周边租房、看病、生活,形成独特的“癌症岛”生态

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52号的北京肿瘤医院,是张贵和儿子张全本次行程的终点站。身患食管癌晚期的他,把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这家盛名在外的医院上。

从门诊大楼出来,沿着一条宽约四五米的小道向南走,经过一片正在改建为公园的小树林,能看见一排长约300米的自建房——破旧、简陋、拥挤,就像一个城中村,在周边高层建筑的映衬下,显得格格不入。

张贵和儿子就临时租住在这里。一个大约10平米的房间,房费每天100元,比住宾馆便宜,而且此处距肿瘤医院不过三五分钟的脚程。

这里没有名字,也没有街道号,如果收快递和邮件,只能靠电话联系。在行政区划上,它隶属于海淀区八宝庄居委会。这里原本生活着一群不肯拆迁的居民,近年他们则把房屋租出去,做起了接待癌症病人和家属的生意。

张贵父子并非这块便利之地的唯一享用者。在这个没有任何旅馆标志的地方,聚集着数百家从外地来京看病的家庭。他们大都是已经确诊的癌症病人及其亲属,有人已在此住了一年半载,有人则刚刚入住。

疾病在折磨病人的同时,也损耗着病人家属。

在之前媒体的描述中,这里是一处孤岛式的存在,这也是“癌症岛”名字的由来。疾病把一群人从正常的人生轨道上剥离出来,最终聚集到这片弹丸之地。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压缩,一切都不得不以疾病为中心。

有人拿到检验单或得到医生的诊断后跌入深渊,有人燃尽了生命最后一丝火光。

偶尔,这里也会诞生一些好消息,有人从医生的话语里感受到了生的希望,有人因为病情缓解而决定离开此地。

到达

2016年2月22日,农历元宵节。这天张贵在儿子的陪同下,从“岛”里走了出来。他们决定找一家饭馆,把这个节过得稍微像样点。

张贵特地换上了一件藏青色的羽绒服、黑色的棉裤,戴着一顶圆顶灰色的针织帽。这个在甘肃酒泉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很少有机会来到大餐馆吃饭。然而,当他终于有机会坐进大城市光鲜的餐馆时,却只能喝一碗容易下咽的小吊梨汤。

3天前,他们刚刚来到北京。张全揣了10万块钱,他不知道能花多久。“花完了就回家。”张全说,父亲一辈子都没攒过这么多钱,身为独子的他拿出来给父亲看病时,还和妻子吵了一架。这些钱本来是给他的孩子到兰州去上高中准备的。

“我开货车,往返于酒泉和乌鲁木齐,一年能挣几个钱?孩子读书争气,总得好好供着,不然以后还和我一样开货车。可老爹这一病……我真是恨不得……记者同志,你能帮我反映反映这情况不?”张全说。

张全从兜里掏出香烟,刚点着,服务员就过来阻止。他看了服务员一眼,把打火机往桌上一砸,转身去屋外抽烟。

过了半晌,他才又说话:“都是命,用你们的话来说,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,临死了,上北京来一趟,给这辈子花点钱,也算了了。”

“来北京肿瘤医院治病的人,有谁是带着100%的希望来的呢?”同一天,来自山西大同的25岁青年王明告诉《博客天下》。

他圆脸,中等身材,穿一件已经起球的彩色条纹毛衣和一件棕色皮衣,刚刚为母亲办完各项检查手续,终于有空可以在北京肿瘤医院门诊大厅的椅子上坐一会儿。

过去一年多时间里,他依靠一辆10万元的代步车,多达30次地往返于家乡和北京之间。虽然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,父亲也健在,但家里的大小事儿都是他在拿主意。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▷在租住的房屋内,吴闯(左)用手机翻看母亲(右)患病前的照片

王明大专毕业后在西安从事建材生意,每月能赚6000元,平时很忙,只有在春节时才会回家。相对于留守的家人,他见过更多世面。2014年11月,母亲查出肺癌后,他孤注一掷带着她来北京看病。

但即便做好了所有心理准备,当他和母亲第一次站在人潮汹涌的北京肿瘤医院门诊大厅时,一种大城市的陌生感和对死亡的恐惧还是袭击了他。

他把母亲安顿在椅子上后,跑到医院的卫生间洗了一把脸——只有自己知道,刚到的第一天就哭了。他问自己:“我怎么就来了这儿呢?”

此后,和母亲说话,王明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睛。“癌症”两个字是他和母亲之间的禁忌,他从未亲口告诉过母亲病情,母亲也从没和他确认。

安徽安庆人吴闯和他的母亲第二次来北京。去年年底,他们曾在北京肿瘤医院待了一个月。大医院的人满为患和漫长的排队挂号、检查、化验、诊断程序让吴闯感受很深。有时候如果错过了某位专家医师的出诊时间,就必须等到下一周。这个在小县城生活了45年的中年人忍不住叹气:“在我们那儿,这些事儿半天就能搞定。”

但他已经不信任小县城的医术了。因为误诊,他的母亲在第一次做检查时没有查出肝部肿瘤,再到医院时,已经耽误了两个月。

等待

从卫星地图上看,张贵、王明、吴闯等人临时栖身的“孤岛”,紧邻东西向的永定河引水渠,位于一个狭长的、尚未完全建成的公园中央。

在“孤岛”和左侧公园之间有一块空地,地图上唯独这个地方是有名字的——应急避难场所。这意味着遇到危险的时候,附近的人应该在这里等待救援。

生活在孤岛的人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等待中度过。病人在等待化验结果、等待医生出诊、等待手术;家属在等待病人情绪好转、等待老家的筹款、等待医生口中依稀可辨的好消息或坏消息;房东或二房东则在等待租户每一天的房款,以及即将到来的新的客人。

就连屋外堆积的垃圾也在等待。这里的大多数生活垃圾无人打扫。生活在这里的人已习以为常,他们有一种视而不见且知足常乐的精神,大多数的房间都见不到阳光,这只是倒霉蹭蹬的一段岁月所要吃的苦,没人准备以这里为家。

居民区附近有三家店铺。一家售卖水果和蔬菜,一家做房屋改建,一家是约有15平方米的“肿瘤精准治疗”店。

后者的店主是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妇女,她的名片上写着某医院“曾主任”,自称所在的医院位于北京昌平区。每当看到有人绕过门口的电线杆翻阅她的治疗资料,她就会从玻璃门中探出脑袋,招呼人进去。官方文件里提到这样的人,一般用“医托”。

她津津乐道每一个曾经靠其治疗手段延长生存期的案例,并且不无自豪地说:“在北京,协和、北肿都是名气大。外地人到北京来看病,总是要去大医院,好像不去大医院晃一圈就不死心。还不是为了在亲戚朋友面前有面子,也给自己和患者心理安慰?中国人好面子,但你说是要面子还是要疗效?”

来找她的多是濒临绝望的人,很可能已经在大医院无力回天,怀着最后的侥幸来到这里“死马当活马医”。

租房广告单上的“北京孙老太太”是一对老姐妹,几年前她们看中这里的商机,租了几十间房屋当起了二房东,转租给北京肿瘤医院的病人。每天,她们或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往返于西钓鱼台地铁站和肿瘤医院之间,或是守株待兔等在门诊大厅外面。在她们眼中,出现在肿瘤医院周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客户。“不是病人或是病人家属,谁会到这个地方来啊?”其中一个人说。

和“北京孙老太太”不同,同在此地经营租房业务的金雪梅是外地人,来自江苏宿迁。招揽客人、在肿瘤医院发住宿信息也是她一天的主要工作。

去年两个外媒记者以“癌症岛”为题报道了这片区域后,当地自建房的房东以及二房东们对媒体产生了极大的敌意。金雪梅说出了他们对媒体反感的原因:“你说把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癌症岛,多不好听啊?谁还愿意上这儿来?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意造成影响。你说在北京,别说三环了,就是五环内,地理位置又好又方便的旅馆,哪个不得两三百?我们这一百,有时一百都不到,给了人多大便利啊?”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▷一辆应急用的轮椅停放在楼道里,此处的房屋租金在每天100元左右

她戴一条亚历山大·麦昆窟窿围巾的仿冒品,穿着生硬的皮草,一边折叠着刚洗净的床单,一边发着牢骚。她很多年前就来到北京打工,从事现在的工作已有四五年。减去从上游租房的本金及雇佣清洁工的费用,她每租出去一间房屋每天能赚40元左右。

吴闯和他患病的母亲就住在金雪梅的房子里。在这里,租户大都过着几近相似的生活: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,一扇没有阳光照射的窗户,一台21英寸的彩电。若多花点儿钱,可以享有独立的、可以洗澡的卫生间。

大多数人之间并不相识,也缺乏认识彼此的兴趣。如果不在医院,他们情愿留在旅馆里看电视或者玩手机。这里的旅馆基本都能提供网速还不错的WiFi。

异乡

为了节省费用以及配合病人对饮食的特殊需求,一些病人家庭选择自己买菜做饭。每层楼都设有公用厨房,每个房间还配置了一个小电饭锅和热水壶。

吴闯对北京的水质很不信任。他指着热水壶中一层厚厚的白色水垢说:“我来北京的第一天,一喝水就拉肚子,我母亲也很不舒服。”此后,吴闯的生活费中多了一项支出:每天一桶4升的、价值8元的纯净水。

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,吴闯都会步行到附近的超市买菜。以前在家,他从不下厨,现在他对烧多少米放多少水这项技能掌握得炉火纯青。旅馆提供公用的冰箱,但他更喜欢将酸奶、蔬菜袋子系在走廊的窗户上——“北京的暖气太暖和了”。

再次来北京时,他在天气预报里看到北京零下七度,就在大包小包里塞了3件羽绒服和一条羽绒裤,结果完全没派上用场,大部分时间,他和母亲都待在暖气充盈的室内。他懊恼自己没带对东西。

这一天,山东济南人马先生也很懊恼。他已跑遍了北京的医院,但北京肿瘤医院还是第一次来。下了高铁后,他拿着十来张在别的医院拍的片子直奔这里,却在挂号时被告知要患者本人的身份证号及身份证复印件,就诊的实名制被看作是阻挡号贩子的一道屏障。

马是一位基层公务员,他的妻子去年患上了乳腺癌,做完手术之后仍需要大量的康复治疗。他刚想给妻子打电话,发现5年前买的诺基亚手机欠费了。

在医院外面转了一圈,他都没有找到充话费的营业厅。他谢绝了记者通过手机支付宝为他充值的提议——他对互联网的实用功能表示了极大的怀疑——找了半天,终于在一家彩票店买到一张50元的电话卡。

等匆匆回到门诊大厅,在专家门诊表上找到想咨询的医师时,他发现已错过了医师的门诊时间,这意味着他需要在这里等上6天。

他叹了一口气:“反正也得等身份证复印件。”走出门诊大厅,他拿到了1个小时内递过来的第9张住宿卡片。

2015年春节,王明一家人是分成两组过的。母亲在除夕的前一天才做完化疗,身体虚弱,无法坐车,只好滞留北京。当时,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赶了过来,家里就剩下父亲和另一个姐姐。

他们在附近短租了一个60平方米的公寓过年,还买了一副对联贴上,几个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包饺子,做的都是母亲爱吃的菜。

看起来,一家人其乐融融,实际上都心照不宣。母亲病情复发的这段时间,王明感觉每天都活在真空里:早上无意识地起床、去医院、照顾母亲,在母亲口渴但又不能喝水的时候用棉签蘸水帮她润嘴唇。他清晰地记得前年除夕吃的是荠菜馅的饺子,但2015年除夕吃的饭、做的事情都忘了,他觉得自己完全是在履行过节的义务。

除夕晚上9点,母亲睡着之后,他独自一人在马路上游荡。他漫无目的地走,不看路标,甚至不看红绿灯。过年的北京大街和他一样,有一种很难言传的落寞。

以前王明从来不会想生死的事儿,可在那一刻,他觉得人生很虚无。凌晨1点,他看见烟花在这个城市的高楼间绽放,心里感叹:“这里就是北京啊。”

圣地

出租屋门外贴满了“代办门诊住院票据”、“代办病假条证明”一类的纸片,提醒着屋里的人疾病的存在。

不过,他们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方法抽离。这里的墙上还能看到另一类纸片——某旅行社的“京城休闲一日游”。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▷“癌症岛”里随处可见“代办发票”、“出租房屋”一类的广告名片

在旅馆做保洁的刘女士介绍说,这是她旅行社的亲戚组织的旅行团,如果想去,她可以帮忙打折,“很多人回去后就不会再来了,所以回去之前可以在北京玩一玩,哪怕拍张照也好”。

很少有人是身体转好后欢天喜地出去玩,大部分的人都是趁着身体还行,走走看看。

来北京之前,张贵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成都,去年3月,他曾去那里看过病;去成都之前,他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酒泉市区。北京在他心中一直是一个精神图腾般的存在,1989年第一次在电视机上看到天安门之后,他就想着什么时候能专程跑去看看。

眼下是他距离梦想最近的时刻。“等我治得差不多了,我就能去天安门了。”张贵说。

儿子张全也称:“不管怎样,到时候离开北京之前,都会带他去看一眼,哪怕只能在长安街晃一圈,也算是没有白来一趟。”

张贵的耳朵已经不灵光了,儿子说这句话时,他仿佛没有听到。

带母亲到北京看看,也是王明从小的心愿,“没想到第一次带她来是为了看病”。母亲生病后,王明经常十天半月地向公司请假,从西安到大同,从大同到北京。

在北京,他已度过了最厌烦的一段时间。一次和一个山西老乡在医院外面抽烟时,得知对方妻子才到北京3天,就被医生下了结论:回家吧,该吃吃,该喝喝,没必要留北京了。这对他触动很深,让他突然意识到“活着”的可贵。

相对而言,王明觉得母亲是幸运的,在医生下达“下次不用再来”的判决之前,他们依然有着渺茫但值得为之奋力一搏的希望。于是,这里的雾霾、这里的堵车、这里的种种恶劣情绪,他心甘情愿照单全收。

“没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了。”他说。

告别

流动的病人,铁打的金雪梅。

很难统计二房东金雪梅这些年见过多少癌症病人,即使估算也很困难。在她眼中,这群人除了姓名、年龄、籍贯不同,其他的没什么区别,一样愁苦,一样疲惫,一样心事重重。

有时候看到病人困难,交不上房租,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或者再优惠十几、二十元钱——这差不多是他们在北京一天的伙食费。

“治不起了,能怎样呢?问亲戚朋友借,今天借五百,明天还能借到吗?而且,借到什么时候才有钱还呢?所以没钱就只能回家呗。”金雪梅说。

她听闻去年医院附近发生过一起跳楼事件,一个患有癌症的老太太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后被家人遗弃,出于绝望,从7楼跳了下去,但没死成,又被家人接了回去。

她对一个19岁的河北女孩印象深刻。对方长着一张白白胖胖的圆脸,每次见到金雪梅都会喊她“阿姨”,可没过多久,得了黑色素瘤的女孩就被医院宣布了“死刑”。这种恶疾因《非诚勿扰2》而被多数中国人熟知。女孩回去的那一天,金雪梅知道,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
有的人也会向这座城市的其他医院寻找机会。北京肿瘤医院之外,还有两家医院挂着肿瘤的招牌,龙潭湖畔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和解放军307医院,医科院肿瘤医院有专门的看片子中心,挂上300元的特需号之后,来自外科、放射和内科医生可以不见患者只看外地医院的片子,然后给一些可能的建议。协和、301和北医三院等综合性医院也是可以求助的地方,不过人们往往出击一番之后还会回到开始的地方,因为各家医生的建议,基本大同小异。从一个孤岛奔向另一个孤岛,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

“岛”上的人很少谈论死亡,这是他们最为忌讳的事情,但死亡很近,在这里循环往复地发生。

吴闯记得母亲住院时,隔壁病房有一个从黑龙江来的40岁的胃癌患者。他长得白白胖胖,看上去有一副结实的身板,实际上已是空壳了。回家的那一天,他被担架抬上了车,旁边是他白发的父亲,眼神里灌满“绝望、悲伤”。

吴闯说,经过治疗和诊断,他的母亲现有30%的存活率。在肝癌患者中,这属于情况较为乐观的一种。他尽量不去想剩下的70%,觉得难过时,他就努力把自己塞进诸如“中了五百万彩票”一类的虚拟快乐中。

不到30岁的王明也在这里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死亡是怎么回事。那是母亲隔壁病床的一个老大爷,前一天晚上讲话还铿锵有力,第二天早晨就不省人事。医生问家属“拔不拔氧气”那一刻,王明知道,老大爷已经走了。家属在病房里哭成一片,所有人都开始跟着流泪。

北京冬天的风穿街而过。每天夜晚,从北京肿瘤医院回到住地,王明都要裹紧衣服经过一条漆黑的小路。路边有一家寿衣店,门口的电子招牌在夜色中闪着蓝色的荧光。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▷一名女子从公园向“癌症岛”的一片房屋走去,这里居住着数百户来京看病的家庭

王明说,母亲生病之后,他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,但他依然非常抗拒看到任何与出殡相关的字眼。对于“肿瘤”、“癌症”这两个词,他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心绪。一方面,他会搜集很多跟肺癌有关的医疗信息,另一方面,他又极其害怕看到这几个字,觉得它们“扎眼”,有时候在电视里看到这些内容,会立马换台。

在他们的住地,一些房间窗户上常能看到一些很夸张的报纸广告:治疗癌症的特效药马上就要被研制出来了。而就在采访进行中的某一天,一则“癌症治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”的新闻被广泛传播。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网站报道,在美国科学促进会(AAAS)的年会上,意大利科学家称他们已经研制出一种能预防疾病的革新性癌症疗法:他们对免疫细胞进行了遗传处理,使其能提升人体天然的抵抗力对抗肿瘤,并像疫苗一样,终生为人体健康保驾护航。

“或许等得到,又或许等不到。”王明相信,总有一天,在疾病面前,人类可以不再束手无策,“就像太阳总会升起。”

(应受访者要求,王明、张全、张贵、金雪梅为化名)

●●●

文章首发于《博客天下》第214期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北京“癌症岛”: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分享到:

推荐阅读

相关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