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密:文革中后期175名中共高级将领被“解放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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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密:文革中后期175名中共高级将领被“解放”

徽章与荣誉 2016-03-09 12:03

按:感谢作者张树德先生!我们为文章配发了图片。

揭密:文革中后期175名中共高级将领被“解放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将军不断被打倒。他们当中,有的发病含冤死去;有的被残酷地迫害致死;有的身心正在受着折磨。到了“文革”中期,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,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周恩来的努力下,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。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后,在不长的时间内,有175位将军相继获得平反。

毛泽东表态贺龙案子错了

1972年12月,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。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,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:“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。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?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!”

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:“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。”

毛泽东点头同意。不久,周恩来宣布,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,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以上干部政策;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,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;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,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。“解放”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。

说到为175位将军平反,不能不提一下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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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维新

田维新,原名田俊卿,生于山东东阿。新中国成立后,曾任川东军区大竹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、第11军32师政治委员。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,曾任志愿军师政治委员、军政治部主任。1958年回国后,任军副政治委员,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、副政治委员,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。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。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。

1973年初的一天,周恩来把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叫到人民大会堂。周恩来说:“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,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,你再找一个人来吧。”

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过来。周恩来对他们说:“找你们来,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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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再道

陈再道上将生于湖北麻城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曾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、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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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汉华

钟汉华中将生于江西万安,新中国诞生后,曾任四川军区副政治委员、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、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、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厅厅长、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。

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,因1967年所谓“七二O事件”而被打倒的,已蒙冤6年之久。

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,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,经过调查甄别,写出报告,送政治局讨论。

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,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,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。陈再道上将“解放”后,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。考虑给他安排一个相当的职位,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。田维新便去请示周恩来,结果决定: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将军,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。

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,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。司令员回答说:“他是我的老上级啊!”话虽只有一句,意思很明白,让老上级去当副手,这工作不太好开展。可是,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。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,司令员干脆直说了:“老田,千万别让他来。”找来找去,最后找到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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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先楚

韩先楚上将当时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、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。难得他爽朗表态:欢迎陈再道来福州。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。

陈再道后来还担任了中央军委顾问、铁道兵司令员、中央军委委员,1982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,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。钟汉华“解放”后,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、装甲兵政委,1979至1982年任成都军区政委,1987年1月2日在成都病逝。

四上将聚集福州军区

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时,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。到70年代初,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,福州军区却汇集了4位上将。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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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建安

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,王建安上将也获“解放”,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。王建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,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;1954年春回国,195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,1961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。

王建安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,因所谓“搞修正主义”被打倒的。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。遇到了这样的难题,田维新只好又去请示周恩来总理。

周恩来说:“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。”田维新便再次找韩先楚商量。

韩先楚说:“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,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!”碰了一个软钉子,田维新半开玩笑道:“韩司令,我是征求你的意见,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。”韩先楚还是不松口。田维新深感棘手,又向周恩来汇报。周恩来略一沉吟:“还是放韩先楚那里,开会时我与他谈。”

几天后,韩先楚奉命进京。田维新一见便招呼:“老韩,这次总理找你谈了,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?”“见了总理,我也还是有困难啊。”韩先楚说,“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!老同志多了,我也不好工作啊。”

韩先楚说的是实话。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,而韩先楚那时候还是师长。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,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。于是,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。

李志民上将重新工作后也到了福州,出任福州军区政委。4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。

总理的关心与杨勇的大度

一次政治局开会,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:“杨勇、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?”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,他俩也不知底细,只好如实回答:“不知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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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勇

“你们去调查一下。”周恩来说。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,点到为止,从不划框框,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。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。

杨勇上将,原名杨世峻,生于湖南浏阳文家市。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,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,组织指挥了金城战役,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、司令员。1958年回国,先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、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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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汉生

廖汉生中将,生于湖南桑植。新中国成立后,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兼青海军区政治委员,省人民政府副主席,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、副政治委员,国防部副部长。

廖汉生的子女曾于1972年7月1日给毛泽东写信:“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,我们非常高兴,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。但是,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。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,回到家里,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,以便让他了解形势,熟悉情况,检查身体,治疗休养,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。”

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在这年7月7日编印的《来信摘要》第465号上摘登了这封来信。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,在《来信摘要》上写道:

送总理阅处。

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,都是未经中央讨论,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。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、德生一阅。

廖汉生复出后,先后担任南京军区、沈阳军区第一政委,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。

杨勇被打倒时,林彪一伙无限上纲,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、科长的事,一股脑儿地算到他的账上。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,根据周恩来批示,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,征求他对审查结论的意见。杨勇很大度地说:“总政作的结论我没意见。”

结论作出后,杨勇将军等了半年,才于1972年5月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。不久,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。杨勇上任之后,周恩来再次批示:“田维新同志给杨勇作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,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。”

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,田维新深知其中分量。他再次带着总政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。不料杨勇还是说没有意见。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,杨勇才说,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,是一个科长干的,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,“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”。

杨勇将军1977年起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常委、副秘书长。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。

秦基伟惊喜总理要见他

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,周恩来提出:“秦基伟、李成芳到哪里去了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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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基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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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成芳

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,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担任过军长,都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“文革”开始时,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,李成芳是政委,无辜被关押。

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,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主要就是由他指挥的。为了打倒秦基伟,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,秦基伟是贺龙的人。原来,志愿军回国之后,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、昆明军区副司令员、昆明军区司令员。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(另一个是成都军区),贺帅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。

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:“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,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,由广州军区负责,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。”

周恩来当即指示:“把他调回来嘛!”秦基伟到北京以后,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。一天,周恩来通知田维新,他要见见秦基伟。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,服务员回答说,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。田维新告诉服务员:“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,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,总理要见他。”不一会儿,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。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,很激动,在电话中问道:“总理要见我,我穿什么衣服去?”田维新说:“穿军装。”秦基伟问:“那我还戴领章吗?”田维新说:“当然戴。”

军装,尤其是领章,是军人的标志。但是秦基伟在“文革”中受迫害7年,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7年。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,尚未恢复工作,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。

周恩来与秦基伟进行了一次单独长谈。落实政策后,李成芳任第5机械工业部部长;秦基伟先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,北京军区第二政委、第一政委、司令员,后任国防部长。

周恩来妙对“四人帮”

按照规定,每个被“解放”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。

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,一次会议通常讨论4位将军的审查结论。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,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。材料发完,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便宣布:“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。”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,发难的就是“四人帮”,尤其是江青和张春桥。

田维新回忆说:“在讨论老将军‘解放’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,争论之激烈、时间之漫长,真令人难以忍受。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,也就习惯了,不怕了,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。”

老将军的记忆中,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,说话不多,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。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,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,事情也就定了。

周恩来虽然话不多,但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,便会及时点将:“剑英你说呢?”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。如果江青诬人太甚,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。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,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,然后反问一句:“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?”

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,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。

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,175位将军的“解放”在政治局讨论时,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。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,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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颜金生

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人,1932年参加红军。建国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、志愿军军政委、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。“文革”开始前不久,他转业调任文化部副部长。田维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:“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,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,没有什么错误。”其实,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,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,由军队去安排,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。这是周恩来“解放”将军的一着巧棋。

江青一听又发难了:“颜金生有错误,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。”

田维新说:“颜金生是工农干部,识字不多,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。”

朱德元帅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,一板一眼地说:“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。”

总司令一言九鼎,江青顿时哑了。田维新又介绍说:“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……”

话音未落,江青又反对了:“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。他不应分配西北,应该分配到东南。”江青自己拉帮结伙,却以“山头”猜忌别人。

李德生说:“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,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。”

经过一番解释,颜金生去西北才获通过。田维新继续说,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。

江青再次反对:“他犯那么大的错误,当正职不合适。”

田维新说明:“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,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,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。现在备战,陕西军工企业很多。”

叶剑英元帅也出来说话:“现在备战,炮弹子弹不足,急需抓一抓。”

最后周恩来表态:“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,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。”

周恩来一锤定音,颜金生总算过了关。经过一年多紧张艰难的工作,全军175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陆续“解放”,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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