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新是积累的延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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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是积累的延伸

光明网 2016-03-09 10:14

作者:刘 仰

创新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热词,也是当今中国的现实需要。全社会自上而下地谈创新,时时处处要求创新。拿中国与外国作比较,创新的优劣似乎昭然,使很多人痛心疾首、大声疾呼。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深入,中国参与世界的各种竞争,创新固然很重要。但是,包括一些有较大话语权的知名人士在内,对于创新的某些认识并不正确,以至于我们要寻找不断创新的途径,有时就不能对症下药。

关于创新最常见的一个错误认识就是把新和旧对立起来,似乎只有推翻旧的、否定旧的才能有创新。一切旧东西似乎都成为创新的敌人,一切旧思想、旧观念、旧规则似乎都成为阻碍创新的桎梏。甚至彻底与旧的告别这一行为本身都成为了创新。创新似乎就是摆脱一切旧束缚的随心所欲,于是乎,退学、不读书、成绩差竟然都成为创新的成功典范。“中国式教育”成为阻碍创新的罪魁祸首,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成为窒息创新的沙漠。创新几乎等同于自由,因此,传统因为缺乏自由而成为创新的坟墓。总而言之,这类流行观点认为,中国老祖宗的保守僵化导致我们今天成为创新的侏儒。为了创新,恨不能换一个爹,换一个祖宗。因为需要创新,所以我们不得不改换门庭,到别人家里去认祖归宗。事实上,创新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结论,几乎无一例外地咀嚼着历史虚无主义、中国人劣根性的残渣。

我想指出的是,创新几乎都是过去的延伸,是积累的进步,是巨人的肩膀,是前行者的云梯。没有积累就没有创新。没有扎实的基础,所谓的创新就只是胡思乱想;没有锲而不舍的钻研,所谓神奇的创新“点子”,都是灰飞烟灭的浮云,都是不足挂齿的玩笑,都是连养分都缺乏的垃圾。虽说爱迪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,但他长期自学,博览群书。为了确定灯丝,爱迪生试用了六千多种材料,做了七千多次实验。这个小学生都知道的故事告诉我们,人类历史上失败的创新多如牛毛,真正留下的有意义的创新凤毛麟角。不懂得这一点而大谈创新如同痴人说梦。

陶瓷曾经是中国人赚钱的产品,欧洲人掌握陶瓷技术比中国人至少晚了1500年。中国的陶瓷技术为何能够长期领先世界?关键在于温度。最普通的陶器在摄氏800度以下就能完成,这在全世界都能见到。青铜技术的出现在于冶炼温度的提高,摄氏800度以上,不同的铜合金,也就是青铜可以融化,可以冶炼,而纯铜的熔点在摄氏1083度。青铜技术之后,人类的又一项主要技术突破就是钢铁。纯铁的熔点是摄氏1535度,但生铁的熔点最低只有摄氏1148度。也就是说,在成熟的青铜技术基础上,将熔炼温度再有效地提升一点,就能冶铁。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朝代,关键之一在于汉朝掌握了领先世界的铸铁冶炼技术。这项技术在今天看来很简单,即,将铁矿石融化为生铁,便于大规模地铸造铁器,使得军事和农业生产中铁器得以大量使用。而中国陶瓷的烧制温度在摄氏1200以上,有些达到摄氏1400度。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技术积累的过程:摄氏800,1000,1200度。所以,当西汉能够熔铁、铸铁后,温度进一步提高,到了东汉,成熟的瓷器便开始出现了。技术链条与时间链条完全吻合。

为什么历史上很长时间里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没有陶瓷呢?因为他们达不到这个温度。就欧洲而言,在汉朝能够熔化生铁之后的一千多年间,欧洲人一直没能做到这一点。欧洲当时的炼铁法叫做块炼铁,即,欧洲人只能在摄氏1000度左右冶铁,铁处于固体状态,而没有熔化成为液体,只能锻,不能铸。由于欧洲技术的落后,达不到熔化生铁的炉温,他们当然就无法想象烧制瓷器所需要的摄氏1200度以上的温度,所以,中国瓷器在很长时间里,对于欧洲人就是一个谜。

如果说瓷器算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创新,那么,中国人为何能实现这个创新?而中国以外其他地方的人为什么不行?青铜和冶铁技术并非中国首创,但是,这两项技术进入中国以后,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官方垄断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营。官营的好处是,为了满足某个需求,可以有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技术改造,以获得技术进步。因此,青铜技术虽然不是诞生于中国,但是,青铜技术传入中国后,中国的青铜技术最终独步全球,领先世界。与曾侯乙墓中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相比,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器大都难望其项背。同样,汉朝的盐铁官营保证了汉朝的冶铁技术领先世界。这一技术的领先,落实到细节上主要在三个方面。首先是燃料,中国人最早采用焦炭;其次是炉膛,中国人最早使用高炉;第三是风箱。简单说,由于从青铜时代开始,中国的冶炼技术主要掌握在官方,使得中国能够长期持续不断地投入资金用于技术改造。对冶炼技术而言,这一技术改造的体现就是炉温的不断提高,从青铜到铸铁,再到瓷器,技术进步的积累造成的阶梯清晰可见。

所以,如果说瓷器是创新,那么,这一创新来自于长期的积累。欧洲之所以没有这一创新,因为那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前面的技术积累。他们的炉温技术在熔铁、铸铁阶段之前就停顿了。没有积累,便没有创新,这正是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写照。欧洲后来之所以能够大规模炼铁、炼钢,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中国的技术积累,例如,焦炭,高炉,顶吹、底吹或复吹炼钢,原理上都来自于中国古代,都是在中国古代炼铁技术基础上的改进。当然,这些在中国技术积累基础上的改进或者说创新也很重要,它使欧洲获得了更高的生产效率。在此基础上,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,他们终于掌握了中国的硬瓷技术,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说,也是顺理成章。只不过,欧洲这一技术的成熟和掌握比中国晚了1500多年。

瓦特蒸汽机被称为欧洲的一项重大发明、创新,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事件。事实上,“瓦特发明蒸汽机”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。蒸汽机可以看成是它之前的各种技术的综合,也是技术积累带来的进步,而非某人的突发奇想。瓦特蒸汽机的原理和技术,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古代科技,例如风箱和炮膛,而炮膛源自于中国产生火药之后的火铳。因此,真正伟大的创新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。欧洲的工业革命不是平白无故地自发产生,而是在文艺复兴之后,欧洲大量吸收了东方文化和技术,最终才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创新,成就了工业革命的伟业。

关于创新还有一个认识误区是,只有民间才能创新,政府官方无法创新。在我看来,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。前文提到中国历史上炉温技术的提高导致的技术进步和创新,基本上都是在官方的推动下实现的。当然,我们并不能由此否认民间创新的价值。但是,实事求是地说,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前,欧洲社会一方面是分散的小国林立,地方割据,没有哪个政权能够持久地提供技术积累、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巨额资金;另一方面,民间资金也有限,最多在手工艺上有些积累、改进和创新。这一局面直到资本主义成熟后才发生改变。欧洲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形成,与它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大量的资本用于技术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,尤其是美洲和印度。此处不多讨论这个问题,单说当今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最强的美国。

美国早期的技术基本上都仿制或山寨欧洲,以电气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,美国开始与欧洲并驾齐驱。美国真正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,源自几个重大项目,一是曼哈顿计划,二是阿波罗计划。这两个巨大的科研项目都是政府主导的项目,它们的成功带来了一系列技术革命和创新。事实上,这就是美国能够成为科技大国、创新大国的诀窍:并非依靠民间创新,而是在关键技术领域,由政府投入获得技术突破。政府这么做的动力并非只是市场获利,而是战争,热战或冷战,为此,政府为获得技术领先和进步,可以不计一时的成本投入。今天,人们享受着互联网时代的便利,很多年轻人在网游中消磨时间,网游诞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和新的财富大佬。其实,网络这个新的技术进步也来自于美国官方支持的军事科技,所谓网游的源头就是军事训练和模拟战争。IT成为美国经济的发动机,并非媒体渲染的几个大学生退学创业那么简单。

要获得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,必须摆正政府与民间的关系。政府长期持久的研发投入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些投入有相当一部分在短时间内无法见到效果,因而显得数额巨大且成果渺茫。但事实上,如果没有这种投入,就没有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。当今世界几乎只有中国和美国能够承担这种投入,如果要算上别人,那么还有欧盟和日本。所以我们看到,欧洲某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和进步,靠一个国家难以实现,必须靠多国合作,例如空中客车和强子对撞机。日本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,使得它的技术创新只能局限在某些领域。所以,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,政府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持续投入能力在全球后来居上,连美国都开始感到日益增长的压力。相对于政府在科技进步上的主导作用,民间研发的技术创新只是众星拱月的辅助,以及在推广领域的全面开花,而非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。一味强调民间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,淡化或抹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作用,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属于战略误导。

中国为何创新能力不强?从现实的角度看,这个问题的确是有意义的。然而,将这个问题的结论归结到中国的传统文化,归结到所谓“中国人的劣根性”,完全是找错了方向。著名的“李约瑟难题”指出,中国在16世纪之前的科技领先于世界,为什么在16世纪以后渐渐落后于西方,李约瑟提出了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阻碍创新,那么,“李约瑟难题”的前半段就根本不能成立,即16世纪以前,中国的科技不可能领先于世界。所以,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创新,这一结论是错误的。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,为何过去曾经有大量的技术创新,使得中国的科技领先于世界,而后来不行了?这个问题之所以被称为“李约瑟难题”,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全世界都在寻找答案,但还没有找到。本文难以对这个问题展开全面分析,只做一个简单讨论。

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,中国在农业社会中的优势无可匹敌,全世界几乎无人能够超越。当时的西方要想获得像中国那样高品质的优雅生活,只有抄近路、抢跑道。按部就班地以农业社会的方式与中国竞争,西方不可能获胜,工业就是捷径。由此我们理解欧洲资本主义革命之后,欧洲主要国家都实行了普及教育,国家政府以行政命令和行政资源投入的方式,从小开始培养专门人才。越是晚起步的德国,对于普及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越强,从普及教育的广种薄收到高等教育的重点培养,这也是今天德国能够在科技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的原因。俄罗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后来居上,与沙皇带头重视大学精英教育是分不开的。虽然说义务教育起源于中国,但是,由于科举制度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,唐宋以后中国的普及教育更多集中于道德教育,而非像欧洲后来那样集中于实用技术教育。在这个问题上,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说,那时的中国由于太领先或者缺乏比较而懈怠,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。

如果我们接受当今中国创新能力不强的结论,在我看来,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在工业技术方面没有形成长期的积累效应。清朝时期的洋务运动和童子留美是较早的向西方学习科技的举动,但是,甲午战争失败后,这一阶段的技术积累差不多中断了。此后,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剧烈动荡严重影响了技术积累,那一时期的政府在科技领域几乎没有多少持续的投入。因而,技术积累即便没有彻底中断,也没有大的发展,很多科技领域基本处于由早年留学归来者一脉单传的境地。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间,在这个问题上呈现两种局面。一是政府持续地大力投入,例如核技术和航天技术,如今,在这些领域,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都不弱。二是出于各种原因的取舍、反复,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技术积累。

由此,我们应该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创新能力薄弱的原因,关键在于总体上积累不足。如今,我们正在从教育方面开始弥补这些不足。教育的方式方法即便有差异,但是对于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没有媒体舆论夸张的那么大。某种程度上说,为了在短时间内追赶别人,弥补二百多年间我们因多次中断而造成的技术积累薄弱的缺陷,我们的教育需要更狠一点,需要加大“恶补”的速度,也是正常的。这是为了尽快获得和提升创新能力的代价。那些鼓吹不上学、不读书,靠快乐教育、自由发展就能提高创新能力的观念,如果不是愚昧,就是别有用心。

最后还想强调一个问题。本文论述的主要是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,希望能明确一个结论,即一切创新和进步都建筑在前人或自身积累的基础上,世上绝没有突如其来、灵机一动的创新。与此同时,我还想指出,对于科学技术如此,对于人文科学同样如此。人类社会千万年来,从文化、制度到观念、准则,有价值的创新并不多,很多都是千百年积累的成果,至今依然行之有效。所以我们会看到,有很多试图自创一套理论体系以囊括天下、穷尽文明、整合世界、统一观念的企图,几乎全部都是笑话。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,其核心理念在过去两千年的时间里都已经出现和形成了。如今,人文科学领域所谓的新成果、新理论,不过都是微调或综合而已,有些微调还调坏了,例如福山的“历史终结论”。

人文科学、观念领域、思想意识的创新,几乎是百年难遇的。现在某些人常说观念创新、理论创新,实际上是偷换概念,他们将两种思维模式、理论或文化传统的相互取代、抗衡称之为观念创新,其实不过是观念和文化上的叛变、投诚,根本不存在创新一说。背叛一种文化,投入另一种文化的怀抱,对于被背叛者来说,也许有一点创新的意思,但事实上,对于投诚的那种文化来说,所谓创新不过是陈糠烂谷。之所以要用创新一词,无非是傍上“历史进步论”的战车,让某些文化背叛在“历史虚无主义”的配合下具有了真理性,给文化背叛者以强烈的心理安慰。

除了大历史层面的创新谎言外,还有一大类所谓的观念创新,几乎都是井底之蛙的狂言。一个在浅池里玩耍的人从没接触过大海的深度,将水池挖到齐腰深便以为是创新;一个小孩子没经历过成人的世界,刚发育便以为自己在创新;一个狭隘者一旦接触了辽阔,以为别人都不知道,便认定自己是创新。中国古诗云: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那些动不动在观念上、在思想上、在理论上创新的人,大都是没经历过沧海,没领略过巫山的夜郎之徒。杨绛有句话说得好:“某些人读书太少,想得太多”,这样的人最容易创新。当一个人领略了人类思想的广阔,他便会懂得谦虚,轻易不把创新挂在嘴边。

人类社会所有的创新几乎都是在巨人肩膀上的眺望,没有积累,没有对过往一切的诚挚尊重和深入了解,创新几乎都是随风飘散的浮云。这一点,中国古人荀子早就说清了。二千多年前,儒家学者荀子在《劝学篇》中写道:“不登高山,不知天之高也;不临深溪,不知地之厚也;不闻先王之遗言,不知学问之大也”。“吾尝终日而思矣,不如须臾之所学也。吾尝跂而望矣,不如登高之博见也。登高而招,臂非加长也,而见者远;顺风而呼,声非加疾也,而闻者彰。假舆马者,非利足也,而致千里;假舟楫者,非能水也,而绝江河。君子生非异也,善假于物也”。“积土成山,风雨兴焉;积水成渊,蛟龙生焉;积善成德,而神明自得,圣心备焉。故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;不积小流,无以成江海。骐骥一跃,不能十步,驽马十驾,功在不舍。锲而舍之,朽木不折;锲而不舍,金石可镂”。我认为,荀子的《劝学篇》可以成为所有希望创新、渴望创新者的座右铭。(刘 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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